阳泉境内商业贸易古已有之，这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平定早在秦汉时期就辟有驿道，至明清一直为晋省出境的主要交通驿路之—，沿途测石、平潭、义井、平定城、柏井驿、固驿铺、槐树铺、甘桃驿等设立驿站的地方均先后形成商业集镇；二是境内出土的五铢钱，表明西汉时期这里的商业已经趋向繁荣。到北宋庆历二年(1042)，平定州始铸大铁钱，这是境内商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凭证。此外，宋代，盂县冶铁铸造业已相当发达，今盂县尚存北宋宣和六年(1124)铸造的重约两吨的大铁钟。随着冶铁、采煤业的发展，今阳泉境内盂县城、平定城以及清城、荫营、河底、东沟等地逐渐形成了以铁制品交易为主的集镇。其中，铁锅、铁鏊、铁壶、铁制农具等在铁货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其行销范围，有“从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之说。(东口指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喇嘛庙在今河北的张北县境内，包头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由此可见,当时阳泉铁货集散地之广、交易销售之盛。
  发展到清末，境内形成两个纵横连贯的商业网络：一是以平定县城为中心，由柏井、测鱼(今属河北省井陉县)、松塔(今属寿阳县)、平潭、河底、岔口、娘子关等集镇形成的平定县东西南北中商业体系；二是以盂县城为中心，由清城、牛村、上社、西烟等集镇形成的东西南北中商业体系。这一时期，平定形成了煤、铁、粮、油、百货、医药、土产、烟酒、棉布、旅店、饮食、文具、洗染、酿造等20余个行业。当时，平定城向东西延伸的5里长街上，就有商号250余户，其中殷实大商号有逢元号、荣聚兴、宝善昌、德裕厚、聚锦恒、三和馆、新盛魁等40余家。商业村镇中，仅大阳泉村的一里商业街就有德裕成杂货店、广泰昌木工铺、永庆成面铺等30家店铺。随着煤铁业的发展．盂县商业也出现了兴盛期，县城商业除百货、布匹、杂货、饼业、肉食、蔬菜、医药、旅店外，手工作坊式的油坊、酒坊、醋坊、豆腐坊等均发展迅速，达到了30多种行业，330家商户(含银号业)，购销业务也拓展到了京、津、包、绥、沪、汉等地。此外，县城鸿春样等经营京货、广货和外埠日用杂货的商号有60多户。就其资本而言，流动资金以当时流通的银元计算，达两万元以上的商户不下20家。当时较有名气的银号和典当行有大有谦、宏远号、晋萃恒、万亿当等。清城镇由于手工业发达，铁制农具(锄、锹)出境较多而被誉为“日进斗金之乡”。当年，上社、清城、西烟、牛村等集镇均有坐商营业，其中药业尤为发达。除县城有环海春等19家药业商户外，城外其他村镇还开设有小药铺56户。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外商也将阳泉视为经商宝地。清咸丰十一年(1861)在平定州槐树铺厘金卡发生的一起英国商人借其享有免税特权，以中国货冒充洋货无理要求退还税金事件，就是外国商人倾销洋货获取厚利的典型案例。洋货最初以洋布为大宗，后增至洋袜、洋扣、洋钉、洋瓷、洋火、洋粉等。外商在倾销洋货的同时，又廉价购回羊毛、羊绒、皮张等土特产品，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经槐树铺厘卡运出的货物就达13批之多，其中皮张等商品达80274张(件)。到辛亥革命之后，洋货入境更趋活跃。民国7年(1918)，孔祥熙在平定设祥记分公司(总公司在太谷)，专营英国亚西亚煤油、汽油、洋碱、洋蜡、白糖、杀虫药水、肥料、颜料等，持续经营达20年之久，到1938年才撤走。20世纪30年代，在平定县倾销的洋货以日本商品居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太铁路从河北省的石家庄修至境内小阳泉村东的沙江口，设立了阳泉火车站。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煤炭、铁货的输出日增，火车站附近旅店、饭馆相继出现，原开设在平潭、荫营、义井、河底的商户以及其他本外地商户都纷纷迁到阳泉站附近，阳泉集镇之雏形形成。尤其是民国5年(1916)，山西商办保晋矿务公司总部从太原迁来阳泉，除在阳泉开设6个煤矿外，还在石家庄、保定、北京设立分公司经销煤炭，并于阳泉平潭垴村兴办了保晋铁厂。自此，阳泉的煤铁业有了新的发展，且直接牵动了商业的兴盛。平定县城和河北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大商号，陆续到阳泉建店或设立分店。阳泉颇有名望的逢元号杂货店就是由民国初年平定县城逢元号在阳泉的分店发展起来的。在商户日益增加的同时，行业更趋繁多，除一般的日用商品行业外，还增加了钱局、京货行、广货行等新兴行业。到20世纪20年代末，阳泉镇各业商户达到百余户，形成了上站、下站及德胜街、福寿街、楼儿街等10余条街道，设立了街公所、警察所、商会等机构，成为由平定县管辖的一个重镇。
  另据《阳泉市志》记载，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阳泉境内有字号的商家共计619户，其中，阳泉镇158户，平定县278户，盂县183户，其他无字号的商业网点也有许多。但到日军侵占阳泉期间，疯狂掠夺本地矿产资源，市场萧条，物价飞涨，苛捐杂税繁多，私营商业举步维艰，多数商家趋于倒闭。至民国34年（1945）日本投降时，阳泉境内私营商户仅存189户，其中阳泉镇85户，平定县（不含阳泉镇）41户，盂县63户，仅为抗战前的30.53％。
  综观新中国成立前阳泉商业的发展与兴衰，我们不难看出，阳泉晋商的起步发展与其特有的地域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其土特产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
  首先，古驿道的开辟为阳泉商业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从地理位置看，阳泉地处山西中部东端。北靠佛教圣地五台山，南接历史悠久、但交通闭塞的上党地区，西连晋商实力之地晋中，东屏河北省。早在秦汉时期，市境南部的张庄至旧关一线即成为由关中经汾河谷地和潇河谷地东出太行，通往燕赵的捷径。隋唐以后，另—条通道，即由太原经寿阳至井陉的路线变得重要起来。它由今新店入境，沿桃河向东，经赛鱼、平潭、乱流到娘子关出太行山，并接张庄、旧关古道。据历史记载：“汉五里一置，传送文书所至处，谓之邮亭”。境内历史上较著名的驿站、递铺有陉山驿、甘桃驿、固铺驿、槐树铺、柏井驿、平潭驿、芹泉驿等等。在这条通京大道上，驿兵接踵而过，商贸络绎不绝。桥头村之《免号麦麸碑记》载：“桥头开道以来，车驱络绎，商贸通行，开设面行店道者不少，每年纳官麸六十九石六斗。”到20世纪初，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的兴建，有力地促进了阳泉各沿线地区商业的繁荣发展，致使阳泉成为石太铁路中心枢纽，“附近所产煤铁以此为总汇，商业繁盛”(《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阳泉实际已成为晋东六县的经济中枢和山西省的经济重心之一。今郊区小河村石家，在清代时，从平定到北京的驿道两旁遍布其杂货铺，“石家的人到北京，打尖歇脚从不住店，全住自家商号”。
  其次，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阳泉商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矿产者，命脉也。”阳泉是我国煤贮量最丰富和最早发现并开发利用的地区之—，阳泉的经济发展与此有密切关系。据《山海经》载，仇犹国(今盂县)“白马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多赤铜”，此为有关本境铁矿最早的文献记载。北齐时，盂县就设有冶铁所，管理铁业生产。到宋代，铁业更加兴盛，已能铸造约两吨重的铁器。明代，当地工匠常被官府征召打造兵器，说明炼钢的技术在当时也得到了应用。明清时，阳泉的煤炭生产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而冶铁业的发展又对采煤业革新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平定、盂县出现了大量的民营冶铁业工场，郊区官沟村张家成为客居外地专门推销铁货的商家，大阳泉村的商户则耕田与烧铁兼顾。清咸丰年间，在河底镇就设炉鼓铸铁钱，可见冶铁工艺日见完美。据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年)，平定可日产铁近150吨，每年生产约54000吨。生产一吨铁需要三吨煤，据此推算，平定仅用于冶铁的煤炭日产量就约为450吨左右。民国2年(1913)平定境内的铁炉达1089座，年产铁货5万吨至7万吨。被商人引入流通领域的铁货有车串、车键、铁砧、大小筒锅、广锅、铁茶壶等，这些产品大量对外销售，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由此看来，阳泉晋商的形成和发展同资源优势的关系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明显，更为密切，更有其独特之处。
  第三，恶劣的自然条件促使人们外出经商，客观上也促进了阳泉的商业发展。阳泉是一个十年九旱、风雹霜冻频发、自然条件极差的地方。据《平定州志》载：“山西平定州等处，山多田少，粒食恒艰，小民向赖陶瓷器具，输运直省易米供朝夕”；”平定山多土瘠，民劳俗朴，国朝百余年来，休养生息，户口日繁，计地所出莫能给，力耕之外，多陶冶砂铁等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十之五”；“铁产州北诸山中，居民冶铁为主，凡日用器具运货他方甚利便之。”可见阳泉境内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生计困难，民众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便利用当地的煤炭、铁矿、黏土等丰富的自然资源，烧炼铁器、瓷器、砂货等手工产品，为商品的经销和流通奠定了物质基础。总之，阳泉晋商就是依靠本土的地域优势、煤铁资源和克勤克俭、足智多谋、诚信守法的传统美德而兴起、发迹乃至辉煌的。
  此外，从阳泉晋商的兴衰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阳泉商人历来都能谨守“以商招财，用财守本”的传统经商理念，大部分商人对做官不积极，与官府关系不密切，专一经商，因而锻造了他们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如大阳泉村郗家先祖以冶铁起家，经几代人苦心经营，依靠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在本地和外埠扩大销售规模，商行开到石家庄、北京、天津以及东北大连、营口等地，以“魁号”领东，分号覆盖华北，到清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号称“平定西门外第一富豪”，以骄人的业绩称雄晋东，撑起一方晋商的繁荣。今郊区官沟张家，以钉鞋置业，发展到用手推车贩运铁锅起家，之后在河北、山西、辽宁、吉林等地建立了“永”字号分店，最兴盛时资本达到约30万两白银，大小铺店40余处，从业人员三四百之多。今郊区小河村石家则是从卖油糕发家，到后来开办了三义兴杂货铺和三义兴当铺，其商号店铺遍布从平定到北京的驿道两旁，盛极一时。盂县路家村李家从靠赶驴卖炭为生，发展成为盂县夺魁的百万富翁。特别是平定染房帮和盂县洗染业的发展，也无一不是坚持专一经商理念的结果。
  阳泉商人的品格及精神，集开拓、睿智、进取、刚直于一体，充分体现了重商立业、诚信义利、艰苦奋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明清两代，阳泉境内的部分有识之士，冲破枷锁，走西口、下直隶、闯关东，开始设染房、开布店的生意，并且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积累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经营方略和管理方法。比如实施灵活创新、项目多变的经营方针，具备了相互制衡、互利互荣、化解风险的作用，使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规模。又如坚持知人善用、选贤任能的理念和实践，打破了单一的家庭经营，放权聘用外地、外姓人管理，促进了商业兴盛。再如凭着阳泉人不畏艰险，敢于吃苦，勇往直前的精神，从小货郎做起，辛苦劳作，积聚财富等等。
  第四，阳泉商人所具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促进了当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百年前爆发的以“联群情，保利源”为主题的山西护矿保矿运动，就是由阳泉绅商联合官场贤达首先擎起了反对帝国主义野蛮掠夺、反对政府昏聩无能的大旗。特别是保矿运动的代表人物黄守澜、张士林，慷慨解囊，急公好义，成为阳泉晋商的楷模。这次运动持续三年之久，终于赎回了矿权，创立了保晋公司，为阳泉煤炭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保证；同时催生了本地民族资本，提高了乡绅实力。在保晋公司合股联营模式带动下，阳泉地区的乡绅开始走向联合和扩张，资本实力得到增强，发展规模日渐扩大，外地资本也纷至沓来。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人周操柏在阳泉开办矿场4处，其中广懋矿场专销阳泉煤炭。民国元年(1912)，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子陆绍文相继在阳泉开办建昌公司和富昌公司，均为经营阳泉煤炭的专业公司。民国4年(1915)，保晋公司部分董事及本地乡绅合股成立保晋中孚煤矿公司，开发同兴煤矿、全顺煤矿、平记煤矿、共和窑、公义窑等等，商贾云集一时，民族资本主义在本地兴起和繁荣，揭开了阳泉近代工业的序幕。保晋公司首先使用机械和半机械化生产，步入了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在保晋公司带动下，其他产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其中染织业、丝织业、硫铁矿、陶瓷业、砂货业迅速崛起，奠定了阳泉现代工业的基础。

               （作者系阳泉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主任和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