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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张恒寿述略

阳泉市政府 www.yq.gov.cn 2012-11-28 16:42 来源: 放大 正常 缩小

  张恒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研究会顾问,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等职。他从事教育事业55年,倾心于史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独有建树,获得丰硕成果。著有《庄子新探》和《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等书,他运思一世,笔耕一生,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是史学界德高望重、师表风范的学者。


  张恒寿(1902~1991)字越加,出生于平定县西乡赛鱼村观沟(今阳泉市郊区官沟村)的一个旧式农商家庭。父亲是族中的杰出者,虽不是科举功名之士,也不是研作诗文的学者,但喜藏书,爱读书,对儒家学说的孝友、睦姻、任恤等,均能身体力行。张先生6岁生母逝世后,就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深;因幼年偏重于古书的熏陶,只能遵循父亲的教导,在书籍上努力学习。他自幼好学,聪明过人,读小学做“民国论”作文时,竟能写出“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妙句。15岁高小毕业后,家父又为他聘请了一位老儒在家教授古书,除精度“四书五经”,练习命题作文外,跟着父亲还阅览了一些古典名著和一些名人著作,受到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对儒学有了初步认识,为后来从事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1920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其间,他广学博览,学校功课收获不大,但在校外接触了不少新鲜东西,知道了胡适、陈独秀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听梁漱溟和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在太原的演说,眼界大开,从中国传统旧学的束缚中,看到了新时代文化,看到了世界文化。于是,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发表了《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思想》长达万言的文章,批判梁漱溟的错误主张,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用自己的认识参与社会现实活动。此举一鸣惊人,轰动了省城太原府,在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他们认为一个中学生竟敢向学术权威提出评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有识。因此,在同乡中有了“名气”。1922年,中国思想界有“科玄论战”,两派的争辩,使他知道了国文之外,还必须学习英文,看些西洋书。读了吴稚晕《战洋八股之理学》以后,打破了只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物质建设的迷梦。《科学与人生观》出版后,读了胡适之、陈独秀两序的分歧意见,由陈序中开始知道了一点唯物主义观的粗浅理论;向西方学习的意识,由自发走向了比较自觉。当时由《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介绍来的东西很多,文学、社会等多种多样,也有许多西方哲学介绍,使他初步知道了康德、洛克、经验论等西方哲学的名称。
  四年的中学生活,他没有囿于旧书,而是在旧学基础上接受新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形成思想上新旧相杂的时期,使他开始关心到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黑暗有了进一步认识。
  1925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予科,因家事停学3年,1928年秋,才重新回北师大读书。此间,甄华同学因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清除,俩人结伴在北平一起住了近3年。1929年,甄华在山西被捕,张恒寿曾回太原,四处托人竭力营救,后以“思想左倾”出具保释,甄华重返北平。时值“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反蒋高潮。国难当头,想不出更好的救国方法,他便同甄华、郭绳武、董书芳4人,联络山西的同学,在平定中学成立了“平定青年奋进社”,并被推选为社长。他们组织演讲会、动员社会募捐1300块银元,筹办了流动图书馆,还创办了《平定评论》和《奋进》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撰写了《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论罗素哲学》、《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文章,在城关青年和教师中讲演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揭露并批评了本县的腐朽遗风和揭发绅士同官方勾结加重百姓灾难的事实。“奋进社”的活动,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给平定青年奋起抗日,报效祖国起到了导向启蒙作用。
  193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太原任教。1934年秋,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三年的研究学业中,在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大师的直接指导下,撰写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如《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读〈世说新语〉札记》、《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等,这些都是30年代他在史学上的初步贡献。在清华园读书期间,正是学生运动的高潮,他没有积极参加,但与进步学生很是接近,都甚相知。当时虽称他是“社会贤达”,但在这个晃子下,掩护了许多进步学生(如牛佩琮、李一清、章安春等,后来都是国家高级干部了),避免了搜捕。1937年春,前进派主办的《清华学生周刊》推选他担任了总编。三年研究生学业完成后,留校任教。时值“七七”事变,张恒寿同甄华、郭绳武绕道大同回原籍。不久华北沦陷,经甄华介绍准备到太原工作,不幸被日军抓去,途中逃跑失掉了同甄华的联系,在煤窑躲避数日,腿部受寒成疾;后来伪政府探知张恒寿在家里,便用恐吓、诱骗办法让他到县里办教育,他以腿受重伤不便行动为由拒绝,县里几次派人去抓,只得到邻村躲避,从此传出张恒寿死亡的消息。
  1939年秋,由于形势所逼,不能在家常住,他就带上妻子刘桂生,隐居北平,改名张永龄,并留起胡须,蛰居斗室,闭门谢客。后相遇老同学张岱年,互相协商,为坚持民族气节,把留在北平的翁独健、王森田、韩镜清、成庆华等人组成“三立学会”,彼此以学问相砥砺,以气节相勖勉,坚决不为日伪办事;劝说知识分子留在北平,等候解放;互谈学业,做些将来文化建设的准备。就这样,艰难地渡过了6个春秋。
  1946年初,先后在华北文法学院、辅仁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解放后仍然从事教育事业。就施展才华来讲,这时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1950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评为副教授。全国调整院系时,调天津河北师院任历史系主任。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几次调他去工作,河北师院执意不放,只同意在哲学所兼任研究员,从事学术研究。当时,冯友兰大师是哲学所哲学史组组长,同意把张恒寿在学校的论文课题,作为哲学所的研究题目。从此,张恒寿先生一边教书,一边著作,先后著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韵泉室旧体诗存》等书,大部分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史论丛》、《中州学刊》等全国理论性刊物上发表,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深得好评。由于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62年被选为河北省第二届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政协常委;1984年评为石家庄市劳动模范。
  张恒寿耄耋之年,耕耘不辍,悉心研究学术,连续七届招收指导研究生,亲自讲学,批阅论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许多有用人才。
  1988年退休后,继续带研究生,任名誉系主任。这时,他的学术论作进入了高潮,3年间,除给研究生讲课外,连续发表1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直至1991年3月6日还在撰写《读〈薛文清文集〉的一些感想》。他对学生说:“若不是昨日下午肠胃不适加重,末尾再写几句就完成了。”不料,次日凌晨仙逝。享年89岁。


  张恒寿学业完结,开始走向社会,时至日本侵华,不得不闭门隐居。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里,才是发挥才能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知识界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张恒寿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为观察、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武器。
  早在1934年秋,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所时,他就选定了一个与文哲有关系的研究课题。开始对“庄子”书的考证,因为“先秦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以儒道两家最为显著。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儒家思想是统摄一切的主流,道家老子学派思想是和儒并行的附流。而社会文化的一些侧面,道家中的庄子派思想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但历代研究庄子思想的不多,庄子著书10余万言,究竟那些可信为周庄而论,那些篇章可推定具体写作时间,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半开垦园地。”
  1937年夏,论文完成了初稿,还在誊写之中,便发生了事变,由于混乱,只得把它搁置起来。解放前,在那“山河万里无路走,不如高丽亡国奴”,“妇呼苍天我何辜,声嘶泪干眼欲枯”的时代,也就失去了创作研究之心。1961年,学术界展开讨论庄子哲学时,张恒寿才又整理旧作,先把原来写的文言体改为白话体,后又增添了《论庄子内篇的真伪和时代》。还未整理完毕,1964年冬,便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紧接着又是“文革”动乱,于是,著作又被停顿下来。
  光阴似箭,转眼又是十年。他说:“动乱的十年中,浪掷了宝贵的光阴,不能写也不想写一个字。”粉碎“四人帮”后,知识界重见光明,他作诗抒情:“十载阴云初放晴,百家开口试争鸣;世间禁区为何物,余悸一除全扫平。”
  1978年以后,年已古稀的张恒寿,在“实事求是”政策的感召下,又重新整理旧作。他说:“现在写作的心情,比20年前更为兴奋、愉快”。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辑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文史》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庄子新探》中的重要章节内容。又撰写了下篇的第五章、第六章,1981年最后完成了杂篇的最后部分。有幸这些文章都得到文学界权威冯友兰大师的审阅,在张岱年、辛冠洁、陈志明教授帮助下,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丛书》之一——《庄子新探》,全书约23万字。这是他经历不同的3个时期,克服艰难险阻,倾注了50年心血,对庄子思想的评析,真是“驾驽马而长驱”。他的论著,自成体系,独辟蹊径,为研究庄子思想,挖掘道家学术思想,耕耘出的一块新地。
  1956年,他在讲授秦汉史课程时,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若干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文章,他结合教学工作,撰写了《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作为解答古代史性质的一个预备步骤。并在科学院两次学部委员会上列席讨论,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九期上,此文在50年代“社会分期大讨论”中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
  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以后,一度风平浪静,史学界开始讨论土地国有制问题,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阶级分野都有关涉;由此引起了他的思想兴趣,他感到“争论双方所引据的材料相当丰富,但没有能提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争执纠缠不清,如主权和所有权的同异,地租和地税的同异,自耕农有没有所有权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得不到一致的结论。为此,他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在北京史学会上讨论,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二期上,又专辑在《北京史学年会论文辑》中,从此结束了土地国有制的讨论。
  以上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精辟论述,讨论中更增添了中国古代没有奴隶制社会之一说。这些论述,对解答古代社会史方面的问题,大有用处。
  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本是平常研究的课题,但在“评法批儒”运动中,研究儒道思想的张恒寿简直无一语可言,只能在悲愤中,沉默地静观运动的趋向,渴望着黎明的到来。1978年“日夜盼望的争鸣曙光,终于出来了,才舒了一口气!”一口气写了《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和《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在山东大学“孔子讨论会”上表述了自己对批孔的意见,直接针对梁效的隐射文章,从正面论述了子产的政治斗争和春秋末期的社会变革,关于子产和司民等斗争的阶级性质,“不籍千亩”、“田有封血”的内容、作用;井田制中的公田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明了革新和潜越、革命和叛乱的不同,两文大体构成了评论孔子的主要思想。因此,1980年初,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撰写了开篇文章《孔丘》,即孔子评传。1980年又为《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丛书》撰写了《庄周述略》。
  1981年间,久被定为最反动的理学禁区也开放了。11月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讨论会”,他写了《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表述了自己对理学的看法。从此,他在教学之余,又撰写了《章太炎对二程学说的评论》、《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等6篇有关宋明理学方面的文章,其中许多见解,都起了“开风之先”的作用。他对于“理学”,早在50年代就有一些初步看法,曾在《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论文中做过表述《哲学研究》1956年第二期),正确地评价了理学的历史地位。他认为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哲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理论根据。区分了真假道学,阐明了理学的核心是“理欲”之说。“存天理,去人欲”主要是以理御欲,以公统私,以道心(仁)支配人心;以仁为最高价值的伦理本体学说,对内完成人格的统一,对外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他的论述,澄清了长期流行的误解,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完整体系。他说:“这些文章都是鼓起勇气,书写成文的。”十年动乱中,有些人说“存天理,去人欲”是让老百姓束紧腰带过吃不饱的生活,那完全是曲解,不值一驳。1988年秋至1998年春,他把比较有学术价值的17篇论文,又进行了整理、抄录、汇集成《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一书,约38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恒寿教授在教学、科研之余,作诗、写字也是爱好,以此充实丰富着他的精神空间,增进陶冶着他的性灵修养。他作诗,写字并非纯属业余消遣自娱,而是他学术研究主体的有益侧面和补充。张先生从小接受旧学教育,有写作的深厚功底,17岁时就能写出平仄韵律工稳,平起平韵偏格的七言绝句《咏史》:“扬州大水谷无赢,禁绝酿泉救众生;只有白莲诗社里,高僧何物招渊明。”他写过的诗篇很多,可惜大部流失,1988年秋,把能够收集到的40余篇,汇成《韵泉室旧体诗存》小册子,以飨后人。他的诗大部有深湛的哲理基础,锐敏的思辨方法,能以理服人,以诚动人,可谓学者之诗。1986年有7首诗被选入太原出版的《唐风集》中;1991年又搜集到22首,载入《张恒寿纪念文集》中。
  他的书法、刚柔自如,古雅清劲,体现的人品气质,留下的字迹,墨香永飘。


  张恒寿先生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生涯,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悉心于中国传统史、哲研究,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一直是谦虚谨慎,勤奋刻苦,热情诚恳,正直无私,志在谋求科学真理。1987年他年高85岁,是全校最老、最知名的专家,校方为他从教50周年,准备祝贺,他甚感不安,挥笔抒怀:“人生八十今不稀,老牛奋蹄耕几畦;怎比时代中青年,日播千顷新农机。”1987年3月9日,学校在校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并题词:“八旬有五志益师,生苍之辈不住耕。”又聘请首都及河北部分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张恒寿学术思想研讨会”,对他在教育、科研中的卓越成绩,做了中恳的评述。
  坚持实事求是,孜孜追求真理是他治学的特点。从不唯上,不信邪,不拘旧说,不赶“潮流”,不落俗套,善于运用严谨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在众说纷纭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撰写的《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孔子评传》、《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等,都是表明观点,找出历史依据,有理有据地解说,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推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他就中国哲学史上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在哲学领域里,认定“唯心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反动和没落阶级的利益,而唯物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进步阶级的利益”,这种认定是不科学的、迷信的,可以说是神学的,宗教的唯心主义的。他说:“决定一个历史上的哲学家的阶级立场时,应该以他的社会理论为主,以他的世界观为辅,从他的社会斗争、社会论理上确定他的阶级立场,从而寻求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从他的宇宙观上推论他的阶级立场,然后再设法解释他的社会行为和政治主张。”他划清了宇宙观和阶级立场的界限,他的发言,引起了震动,在座的《人民日报》记者约他撰写成文,即《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发表在2月4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与当时通行的看法有些不同,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赞同,也有一些不指明的批评。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报刊上看到许多论文和一些会上的发言,大体上与他20年前的看法相同,他说:“在心情上是一个安慰”。由于他在方法论上有新的见解,打破了流俗上的框架,不受概念化、公式化的约束,所以在研究历史中,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文革”期间,“四人帮”鼓噪“评法批儒”,有的专家学者,慑于“四人帮”的淫威,昧着良心充当摇旗呐喊的马前卒;张恒寿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长期保持着愤怒的沉默,甚至不顾身家安危,毅然坚持主张,对孔夫子要“一分为二”。粉碎“四人帮”后,他撰写了有关儒家思想的文章,对中国儒家思想创始人孔丘,做了中肯的评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可以一说的是,这些意见是根据自己的‘良心’认识写出来的,而不是在指挥棒下,仰承鼻息而写的,所以这一禁区的开放,确是国家政治革新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也是对于个人前进的一个鼓励。”
  《庄子新探》和《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两书是张恒寿先生学术研究的结晶,是他一生中学习劳动的成果。《庄子》书中各篇的考证,对庄子思想的评价,独辟蹊径,论理深刻,自成体系,获河北省社会科学创作一等奖。1984年出版后,在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86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一期载文,评说该书是一部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水平较高的学术论著。1985年夏,日本研究中国道学哲学的专家、东京大学副教授池田知久先生,专程拜访张恒寿先生,对《庄子新探》赞叹不已,索书回国向同行推荐,并于1987年在日本出版的《东方学》杂志第74辑上做了专门介绍。1988年美籍华人杜维明先生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也专访了张恒寿先生。
  1989年出版《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一书后,在史学界又一次引起震动。《晋阳学刊》载文评述,本书为“古为今用”作了很好的示范,过去极左思潮猖獗的一段时间里,“古为今用”被一些人利用搞影射史学,歪曲得面目全非。怎样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成为史学界至关重要的事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好是这一原则的实施。张恒寿先生反对全盘西化,无庸赘言,而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他认为:“继承孔孟精神的新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要点之一,我们应该批判其陈旧部分,而阐明其精华部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作为一个史学家,才、德、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张恒寿先生在这三方面,确有很高造诣,他曾教诲学生,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起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要正确处理好论与史的关系,既要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文史考据基本功的训练;其次,在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可做学术上的“风派”,不赶潮流,不随声附和,要写自己的真实体会、心得,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再次,对“功名利禄”要淡漠,对自己满意的文章也要仔细推敲,务使提出的论点,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很注重自己的史德,更讲求身体力行,在人品上,他淡泊冲虚,不为名缰利索所羁,一生只是奉献,从未向党向人民有所求;他宅心仁厚,雍容大度,对伤害过自己的人,从不耿耿于怀;他待人热情真诚,不论职位高低,尊卑长幼,一视同仁。
  在生活上勤俭朴素,从不讲求个人安逸,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他居住的10平方的卧室里,除30年代购置的单人木床以外,只有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20平米的书斋中,除两个木制沙发,一个写字台外,堆放着几千册古今中外的图书,他的生活天地就是“书”,在卧室悬挂的“光风霁月”自题条幅,正是他一生人品的写照。


  在张恒寿诞辰100周年之际,河北师院师生倡导,阳泉市政协、郊区政协与师院历史系共同商议,筹划编辑《张恒寿纪念文集》,得到市政协刘芝田副主席、郊区政协贾贵堂副主席、河北师院王立辰副院长、孟繁清系主任的赞同与指导;得到张恒寿祖籍平潭乡、赛鱼村、官沟村的大力支持,因此,1992年7月1日《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得以正式出版。该书由张恒寿的学生王俊才、秦进才合编,由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题写书名,国学大师张岱年作序,国学大师季羡林还为文集题写了“道德文章,为人楷模”的题词。
  张恒寿逝世十周年前后,国学大师张岱年和天津大学前宣传部长成泽民建议,收集整理张恒寿先生遗书、遗稿,准备出版《张恒寿文集》,张岱年先生指出:“这是一件对学术界有重要贡献的事情,很有价值。”并给予极大地鼓励,在多方热心人的帮助请求,得到阳泉市平定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的支持,认为这是阳泉、平定文化建设的大事,拨款资助。2005年10月,《张恒寿文集》上、下册出版,主编王俊才,顾问成泽民(天津大学前宣传部长,本市三泉人),赵雨亭(原山西省委书记,平定人)、李玉明(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岱年先生作序,成泽民先生写跋。

                     (作者系郊区纪检委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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