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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番淬厉,更显光明

阳泉市政府 www.yq.gov.cn 2012-11-28 16:42 来源: 放大 正常 缩小

  张穆享年仅有45岁,其一生灾难频仍。11岁母亲病逝,13岁父亲病逝,不久,仲兄与姐姐也先后病逝。刚逾而立之年,妻子刘氏亡去,道光二十八年(1838)春天,北京的一场瘟疫,又将继室赵氏、儿子、女儿在9日之内全都夺去了生命。张穆自身并不健壮,“自三十后患咯血甚剧,迩来血稍止,而每届冬令,气辄逆上,畏寒畏火”(《祭伯兄文》)。27岁那年,张穆虽以品学兼优而举为优贡,但后来两经乡试两次落第,尤其是后来在35岁(即1839)那年,应顺天乡试,经门卫搜查,张穆误带“摘写子书及《离骚》内各语句”的纸条,经刑部核准而受到“永远不准考试”的惩罚(《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一个学子指望以应试能带来命运好转的梦幻彻底破灭,于是重操旧业,将全部生命浸注在艰难的学术研究之中,以致后来在文字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人的生命本来只是自身新陈代谢的运动历程,之中的含金量的多寡,不一定都能被人们察觉,但在经受一番淬厉之后,新的生命自然会显示出一定的光明。


  《清史稿》之《文苑传》这样叙述张穆:“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者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脱失踳驳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 斋文集》。”
  有时,历史尽与世人开玩笑,“一代闻人张穆”(《山西通志》)竟被湮没。《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里列有张穆举荐的师友,唯独没有张穆的名字,《清代七百名人传》里也列有张穆平日交往的师友,偏偏也没有张穆的名字。而这些本子在述评人物时,又往往搬用张穆的原话,如《人物辞典》里写徐广缙“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张穆在《与徐仲升制军书》里已写有“张驰曲折,动合机宜”。《七百名人传》写俞正燮“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则纯粹是套用张穆《癸巳存稿序》中的原话,而并未注明这些话的出处。更有甚者,有人将惠赠置若罔闻,全然忘却一片友情。如《阎潜丘年谱》二十二年癸亥:“穆于辛丑七月,从《永乐大典》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诒魏君默深,刻入所辑《海国图志》中。”《 斋籖记》结尾处亦有同样的表述。而《魏默深师友记》未收其挚友张穆,胡适对此表示不满。《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2月5日(星期五)载:“今天先生遍找《魏默深(源)年谱》不见,大概还留在纽约寓所,不曾带来,胡颂平向图书馆借来李荣柏著的《魏默深师友记》。先生说:‘魏源是湖南邵阳人,这本《师友记》收的师友也以湖南人为最多。其中龚自珍和他的儿子龚橙也都收了进去。这篇里提到的罗思举,说的不实在。张穆是魏源的好朋友,怎么没有收进去?大概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坏,可能闹翻了,所以不把他收入。’在这本《师友记》里有关《水经注》的,只有徐松、陈澧二人。”


  “大概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坏”,仅仅是个揣测而已。魏源的脾气不好说,他在道光直至咸丰年间,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是大名人,而“道光间有以文学名都下者,曰平定张石州先生”(祁寯藻《 斋文集序》),只可惜死的早了些,没有活到咸丰年间或者年头再多一些。单说那张《西北地图》,此图因张穆从《永乐大典》中画出而传世,徐松曾以此图校补《西域水道记》。而最早对《西北地图》进行研究的人则是魏源,他错误的认为这一地图“西南不载印度,北不载岭北各地”,断定此图所反映的应该是元代海都诸王及印度回国叛乱之后的版图,为此,沈曾植与洪钧先后对魏源之说作了订正(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从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来判断,张穆没有坏脾气,倒是一个急性子,一个正直人,一个具有“真性情者”。张穆的好朋友沈垚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垚于知名之士,不敢妄相投契,必求其有真性情者,乃与订交。故两载留京,仅得平定张硕州一人”(《与鄞王艧轩大令书》)。持正敢言的旌德吕贤基“推先生为直谅多闻之友”(何秋涛《
斋文集序》)。晋江陈庆镛“直声震天下”,唯独俯首张石州,说:“其树立过吾辈远甚”(祁寯藻《斋文集序》)。张穆的弟子吴式训说:“先生生平意气峻厉,不能随俗俯仰,至遇绩学之士,则莫不虚心商榷,诚恳动人”(吴式训《 斋诗集序》)。以《蒙古游牧记》所采用的文中夹注的形式看,书中将众多史料与信息一一注明出处,注明为何人著作,或注明由某人论及,体现了一个正派学者不掠人之美而又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张穆天性肫挚,笃于亲情友爱,不乏石交。他为嫂氏子侄这些孤儿寡母措资寄钱,为远在济宁的许瀚邮寄银两,又为师友们校订遗书,不遗余力。友人们劝张穆早些将自己的书稿整理刊印,张穆却说:“吾祖父之文集仍未传布,不可。”所以,他直到死神将临,仍孜孜矻矻,埋头为他人写文章,极端认真地为他人勘校大部头书稿,而全然不顾自己的著作身后将会如何处理。


  张穆的学术人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824年至1839年为前期,可称为积累期,从1840年至1849年为后期,亦可称为丰收期。我们先来看张穆在前期的治学与著述情况。
  1824年,张穆20岁,他点定其祖父张佩芳所撰《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并修改《凡例》数条。点校过程中,萌生了想拜见阮元大师及见识阮元所藏郎煜注本的念头。
  1833年,张穆与许瀚排次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十五卷并付梓,张穆与许瀚在学界已有声望。
  1835年,跟随郑复光学习算学,并经常参与品评书画的活动。
  1836年,受祁寯藻之托,审定祁韵士《西域释地》二卷、《西陲要略》四卷,又审定吴玉《吴侍御奏稿》一卷。同年,受程恩泽之托,校订程昌期《安玩堂藏稿》六卷。
  1837年,撰《魏张玄墓志批注》,又与史吉云刊印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并作序付梓。
  1838年,偕同仁南游,拜谒蔡世松,并借张芾的帮助,得到有关阎若璩的资料。
  1839年,参校宋本《说文解字系传》,著《俄罗斯事补辑》一卷。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张穆在顺天乡试受阻之前6年,甚至可以说前15年,张穆在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学术研究;顺天乡试受阻以后,则属于非常自觉地重操旧业了。
  张穆在前期阶段,侧重于治经考据方面的积累和研究,其所交往的师友有他的表舅兼业师莫晋,有先后任工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的程恩泽,先后任侍郎、尚书的祁寯藻,著名经学家俞正燮、陈庆镛、许瀚、王筠、王梓材,舆地学家徐松、沈垚、魏源,数学物理学学者郑复光,金石学家吴荣光,监察御史汤鹏,江南大儒李兆洛等;但交往最深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应朝考入都的何绍基和苗夔。何绍基、苗夔以及后来相识的王筠,都是治《说文》讲小学的好手,而张穆当时也以“讲小学娓娓动人”(《任立青墓志》)而出名。程恩泽称赞张穆“小学贯群籍,喜子通不执。六经皆勃窣,麟笔尤所急。”
  何绍基是户部尚书何凌汉之子,家住宣武城南的四眼井(1840年以后迁至西砖胡同)。张穆曾有诗夸赞何绍基:“何君规模廓,结识多才彦”;何绍基亦以“平生友朋乐,妙集当时英”的诗句来表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愉悦心情。张穆手头使用的不少资料都是从何绍基那里借阅的,如《魏张玄墓志》一份,汉代玉印一枚,《东魏志》一箱等等。有的学者认为,何绍基是张穆在京师文人中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点,通过何绍基,张穆才结识了许瀚、王筠等人。张穆的许多挚友,如沈垚、魏源等人,也都源自何绍基的举荐和导引(见《绝域与绝学》)。
  张穆校订过地理学名家祁韵士的两种书,但无缘和祁韵士亲自交往,因为这一同乡、这一姻亲于1815年便病逝了。张穆有幸结识的是另一位名家,即文名甚噪的西北地理学家徐松先生。徐松的居所在宣武门大街的老墙根,宅名为“治朴学宅”。据《云樵诗话》介绍:“先生住宣武门大街,庭有大槐树,书舍名‘荫绿轩’,图书满架。名士如沈氏垚、陈氏潮同寓,龚氏自珍、包氏世臣、张氏穆常相过从。时听隽语,受益良多。”结交徐松的诸学者中,陈潮精研《说文》与经史,善篆书,可惜英年早逝;龚自珍博学多才,诗文很有造诣;包世臣学问精博,淹贯经史,其书法自名一家,对后世的书法很有影响。而徐松不仅是一位学问家,亦是一位藏书家。徐松的满架图书中,其中有一幅《内府十三排图》,十分珍贵,张穆即依样仿制了一幅,成为撰写《蒙古游牧记》所参考的主要舆图,并在《蒙古游牧记》卷之十二中为之论述。
  徐松比包世臣年少6岁,却比龚自珍年长10岁,比张穆年长25岁,张穆、陈潮、沈垚等人的年龄相差无几,“治朴学宅”成为大家谈论学问的好场所。这里,除了宴饮赋诗、切磋书艺之外,更多了几分豪放与融洽的气氛。他们一边享受羊肉炊饼,一边嗜谈古今学问,有时还兴致勃勃地纵谈西北边外地理。这时,徐松在大西北的亲闻身历,便成为大家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治朴学宅”充实了张穆有关大西北地理方面的知识,也为他刚刚开始撰写的《蒙古游牧记》开拓了思路。
  1836年,张穆与沈垚在何绍基家初次相识,沈垚当即拿出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恳请张穆指正。沈垚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虽不是长篇,却以精深的考证功夫,对《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一饱含舆地素材的文献,做了认真的考释,论文中的不少结论着实令张穆佩服。因此,后来他在《蒙古游牧记》中多次引用了沈垚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汪受宽《西北史鉴》这样评论:张穆、沈垚之作,俱为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典范,皆重视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
  1840年,沈垚身患痨病而病情加重,当时,何凌汉病故,何绍基要护扶父亲的灵柩归里,只剩下张穆一人守护沈垚。十月,沈垚亲手抄录《漳南滱北诸水考》赠与张穆,垂危期间,又将《遗山诗笺》初印本送给张穆。张穆为沈垚备饭用药,直至“为之含敛,殡棺野寺,哭奠成礼,乃去”(《落颿楼文稿序》)。
  张穆称自己与何绍基、俞正燮、徐松、沈垚等人的友谊为“石交”,即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这些师友大都经受过灾难的淬厉。祁韵士是张穆三兄的岳丈,因亏铜案失察罪发往伊犁戍边3年。张穆虽无缘当面向祁韵士请教,但以祁寯藻为中介,张穆从祁韵士的著作中产生了学术机缘。徐松和祁韵士一样同为进士,因在任上卖书事获罪,在伊犁戍边10年,遂于新疆南北两路壮游殆遍,认真记录,悉心研究。俞正燮为江南名儒,癸巳会试之时,副主考素讲理学,深忌汉学迂诞,偷偷锁起俞正燮的卷子,致使俞老夫子意外落榜。他“老作诸侯客,著书难疗贫”,与张穆“忘年折节,引为同志”。沈垚是科举路上的不幸者,友人说他南闱北闱至少考过十次(孙燮《沈子惇哀辞》),屡考屡败,其中四次参加顺天乡试俱不得中,最终在庚子(1840)年因不堪落榜的沉重打击,抑郁而死。


  教育只是一种小环境,它可以改善某些人的命运,也可以扼杀某些人的生命,从来不会创造什么新的生命。人类社会,有缘自合,适者生存。
  张穆从小在先辈的熏陶下,6岁即刻苦练字,跟随三兄背诵古文,9岁,常随父亲会见宾客,懂得了礼仪待人。父亲的信条是“但得有才归实用”(《纪恩诗》其二),张穆悟出了“天下何者谓之奇才,实学即奇才也。一艺之微,不殚数十年之讲求,则不精”(《镜镜詅痴题词》)。“有才”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用”,然而人生的道路是极不平坦的,1839年八月顺天乡试受阻,使他经受了一番不寻常的考验。
  乡试的前两个月,张穆在应试准备之余,与故朋好友借书,研究古籍,畅谈文事,品评书画,从心态上看来很是轻松。
  八月八日在乡试入场时,据说搜检小吏从张穆的笔囊中,搜出一张显有字迹的纸片,不管纸片与考试有无关系,搜检人以此为证,一口咬定张穆有意“怀挟”,当即将张穆逐出考场,送交刑部处理。于是,在京的友人立即为张穆奔走,辩白。陈庆镛前来询问,王筠扼腕叹息。许瀚闻听张穆被誣“怀挟”而被押,先到三晋馆通报情况,继到潘宅请求主考潘世恩致书刑部疏通陈情,当晚又聚友人到何府与副主考何凌汉商量对策。但科考之案非同小可,案子还是交到了刑部。虽经众人多方努力,刑部半个月后还是放出讯来:仅免刑杖,永不准考试。
  顺天乡试永远断绝了张穆的仕途之望,张穆却能在事发之初“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许瀚称赞张穆“毕竟是豪杰,受一番淬厉,当更光明耳”(《许瀚日记》己亥八月初十日)。八月二十三日许瀚又写到:“过午得石州信,仅免刑杖,永不准考试。哀哉!遂到上斜街,执手号咷而已。”张穆与挚友“执手号咷”之后,立即冷静下来。他开始筹划未来,决意将精力集中到治学与著述上来。
  许瀚算得上张穆的“石交”,他在紧要关头能关切并援助张穆。而最为感人至深的是,张穆遭遇不幸不足一个月,詹事府赞善、常州学派传人赵振祚,则将自己的胞妹嫁与张穆为妻。看来,赵振祚更不是一般的“石交”了。


  张穆于1832年应朝考而考取正白旗汉教习,1834年回晋参加乡试.落榜,仍留京教习。1836年夏,以知县归部候选,程恩泽称张穆为“张大令”。1837年夏,张穆又将回晋参加乡试,程恩泽有诗写张穆“学成被放归,不乃名所剥”,说明原所任教习官已被罢退,头上只空戴着一顶“候补知县”的帽子。那么,张穆的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呢?
  张穆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祖辈父辈两代进士。祖父历任县官、州官、府官多年;父亲曾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家里有租米可收,有钱雇佣佣人。到张穆成年以后,家境极为衰落(见《上大父星阶公书》),不仅叠遭骨肉惨变,有时还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况(见《致印林书》)。张穆续娶赵氏以后,究竟怎样生活的呢?
  顺天乡试以后,张穆身体很弱。十月十九日《许瀚日记》:“石州来,借去备之银十五两九钱三分”,至十一月初一日:“石州新愈而神甚弱”。后来的好些年,张穆生活很是窘迫。1841年的十一月,许瀚“作书提塘(官名)寄京霁吟(徐宗勉)、石州、养山(许瀚兄),托霁吟借银十两与石州,嘱养山缓裕泰账”。六七年后,张穆写给冯志沂的手札开首即说:“日来之窘,几于所欠三千,亦不能还。乃今日发财,遂奉还焉。”
  1836年夏,张穆受祁寯藻之托,至铁门官舍审定祁韵士的两部著作。那时,张穆仍有职事可做。1839年春,在祁寯藻的组织下,张穆在江阴参校过宋本《说文解字系传》,推想两次必有酬金相谢。顺天乡试以后的三四年中间,张穆很少受佣为人校书,生活很是窘迫。他告知友人:“目下一切平平,唯窘况日增,实系智穷力竭。当今时势,我半点无着脚处,提笔卖文既不值一钱,沿门持钵更非性所近,可将奈何?”(1840年四月一日《致印林书》)。“寡助之叹与饥寒同切也。春间所题卖书,皆陆续卖的,中秋后遂不能卖,过今则更思卖书,并恐未及卖之而弃之也。”(1841年十月十九日《致印林书》)。
  张穆先后在两处帮忙:一是在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处帮忙,栗毓美是山西人,治河有功,名誉挺好;二是在“墨林书画笔墨社”帮忙,杨墨林也是山西人,其所编丛书印刷精良,书一问世,即能引起学界重视。
  据推测,张穆的“候补知县”也有一点微薄的补贴或是收入,从19封《致印林书》里,有两次请求许瀚为他到“裏河厅”索取秋俸,钱倒是不多,只有“六十金”。那么,张穆这一“散官”之所以归属河道总督衙门方面,可能和其亡父在世时的任职与病逝于任上有关。这里的“任职”,是说张敦颐从1815年至1818年,任治河方略馆纂修,曾纂《治河方略》一书;“病逝于任上”,是说1818年二月,钦命张敦颐为福建正考官,六月,张敦颐在赴闽途中中暑身亡。
  张穆的窘迫境况并不是无人帮他解忧,而是他不愿巴结权势,或寄人篱下(“幕僚”一说显然无有根据)。一次是祁寯藻、何绍基他们要为张穆谋一官,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新例既开,列有专条,而自己要求指派到某省任职需要另捐一千两白银,张穆坐听既不是滋味,求人更觉不易,于是放弃了“谋一官”的念头。另一次是许瀚赴济宁后向济宁知州徐宗榦举荐张穆,徐宗榦同情张穆的遭遇,赏识张穆的才华,多次催促张穆到济宁谋事。张穆真诚领情,而又婉言拒绝。他向许瀚解释说:“恐迟我数年趋附耳”,即离开京都这种学术研究环境,会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进程。“寒士命穷又不愿动思大脔,以目前论,无不饿到之理。弟一切付之天命,饿到亦很平常,若谀阿求活,则真君所不为也”(1840年三月五日《致印林书》)。
  张穆从10岁起三度进京居住。第三次进京从1831年算起直至1849年,长达18年,从始到终都是赁屋居住。单身时住上斜街之三晋馆,续婚后住二龙路的保安胡同。住惯了上斜街总觉得宣武城南好,因为这里是名人学者荟萃之地。壬寅癸卯那两年,依捐纳新例,朝廷添官400余员,南城外中等房子人人要居寄,张穆觅居一年竟然未成,只得仍居保安胡同旧屋,直到1845年八月,才又移居上斜街,住在头庙街。1848年春天,北京瘟疫流行,迁居门楼胡同与何绍基为邻,谋于雷家桥买田建屋。所以他在《小栖云亭》诗中感慨道:“我生初无一椽托,客里涎缘似蜗篆。东坡妙想窃心醉,宁极新斋几回遍。”
  张妻赵氏为常州学派名门之后,能断文识字,处理家事注重节约,所以成婚近9年,张穆赖其“撙节之力”,“颇觉舒徐”。他们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得子,乳名兰儿。兰儿5虚岁时,已读完《弟子职》与《急就章》,准备开读《尔雅》。6虚岁时,读完《尔雅》,开读《毛诗》,张穆说兰儿用宋代家塾名本《相臺本》已尽。


  顺天乡试受阻,可认为是张穆学术人生的根本转折点。绝了仕途之望后,张穆“刻意自勉,竟祖父未竟之业”,“俾屡代书香不至中断”(《上大父星阶公书》)。其一生累计撰写行世或待梓之书有18本,校补刊行之书有3本,审定序行之书有11本,校订刊行之书有4本,裒辑校梓之书有9本,另有许多书法镌刻之书。前期审定序行之书只有6种,著书行世的只有一卷,其馀近40种都是后期完成的。其中,《蒙古游牧记》与《延昌地形志》属于“绝学”,阮元认为“二百年无此书也”。《顾亭林年谱》与《阎潜丘年谱》,资料翔实,论述精审,也得到史家的普遍称誉。
  《延昌地形志》属于对旧史的注释及辨正。它以魏宣武时“延昌”为标志,意在补正《魏书地理志》。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地理志》有上中下3篇,不仅敷衍其事,芜乱不清,而且只有东魏而无北魏的地理沿革。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张穆花费了10年的工夫加以考释,“凡古书及金石遗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详采之”,才撰成《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原计划要写成二十四卷)。他对魏收所记北部郡县的校注之中,恒、朔等州的识见都是张穆所独创,正如何秋涛所言,真可谓“凿空而成”。此《地形志》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其中亦贯穿着作者的用世之意。张穆在其《自序》中写道:“此事虽以魏事为本,鄙意则欲为世之读郦《注》者通其经术,故凡中尉(郦道元曾任御史中尉)所条例,每不惮其词之烦。西北陂塘堰泽,尤有心经世者讨论所必先,兹并考其兴废即现今情形,庶后来者有所取法焉。”其写作意图与《蒙古游牧记》是一致的。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用10年时间所撰成的地理专书,共十六卷。
  1845年,张穆曾对友人说过:“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伯《水道记》所未及”(《致印林书》)。咸丰九年(1859),祁寯藻回忆张穆校毕《藩部要略》之后张穆曾说:“今《要略》,编年体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有的学者便认为,《蒙古游牧记》是参照《藩部要略》写成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清史稿》之《张穆传》说的明白:“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确实,《游牧记》与《要略》,各是体例不同、内容不同的专书。
  早在1836年,张穆校毕祁韵士的两部书稿后,虽说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但也窥见其不足。他拟将祁书之“新疆”扩而大之,即凡是蒙古部落所居之处,一一考证,汇为“游牧”志书,以补地志之阙,于是,一部《蒙古游牧记》的编纂工程暗中起步。古书、文献、碑碣、地图,甚至与俄罗斯接壤事,张穆一一留心,随时籖记。到1846年六月,告知友人:“《游牧记》草稿尚缺二卷,未具,拟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检点也”(《致印林书》)。由此想来,“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而自成”,或“以错综而发明之”等,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礼貌用语;但也不可否认,《游牧记》的创作动机确实是在勘校祁韵士的3部史料著作过程中萌发和强化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予祁韵士及张穆的定位亦很中肯:“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
  张穆曾为祁韵士勘校3部书稿,祁寯藻对张穆亦有情有义。他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阙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在《藩部要略》付梓之际,祁寯藻“愿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卒业后更商量耳”(《致印林书》)。而张穆“从不妄收人馈”,亦不“谀阿求活”,其“真性情”可见一斑。
  《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蒙古盟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专书。它以记载西北舆地分布为中心,对内外蒙古、西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发展到清代时的游牧所在、所处的舆地形势、里道四至予以详细记载,同时,对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元朝灭亡以来各部落的变迁及蒙满关系,均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在体例结构安排上,以盟旗为单位,将内蒙古二十四部合为六卷,将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列为四卷,将额而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分为各三卷。各部类均有总述,又各自为注。注释文字多于正文,其中,将所转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注明著作名称,或注明由某人论及,作者的辨证考订则以“穆案”为标志。总体而论,《游牧记》精而不浮,确而有据,结构翔实,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张穆在其《自序》中说:“本朝新辟之土,东则有吉林、卜魁,西则有金川、卫藏,南则有台湾、澎湖,莫不各有纂述,以明封畛而彰盛烈。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馀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通非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可见,其撰写该书的目的,既为填补学术空白,也为建设和保卫边防之用。因此,学者好友及地理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曾被译为俄文、日文而广为流传。


  张穆的晚年正值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军亦在南方兴起。当时,张穆虽以学术为生命,然“常切切以时事为念,四方有兵革水旱闻之,殆废寝食,若身历其艰”(《 斋诗集序》)。
  1840年秋,金石学家吴式芬至张宅观菊,张穆仍念念不忘海上事。他在诗中写道:“晓风久立浑忘寒,海上肯来铁甲单。我十倘闻一战胜,吾徒何惜百杯干”(《吴诵芬舍人斋中观菊》)。同年冬,他投书兵部尚书祁寯藻,举贤荐能,呼喊抗敌救国。
  1841年,张穆曾与臧纾青(即牧庵)数次相遇。十月,臧纾青入道光帝之侄扬威将军奕经帐下,随大将军南下抗敌。而张穆对牧庵“其言极美而必不能行”,取未认可的态度;对奕经“未尝操刀而使割”,也代为深忧。他写信告知许瀚:“牧庵谐大将军南征去矣,弟今年始与牧庵数数相遇,自是有心人,戎行未赞必当有益,然亦似阅历少,能发不能收,有其言极美而必不能行者,故未敢深相许也。大将军虚怀若谷,宗姓(爱新觉罗)中更无出其右者,但未尝操刀而使割,虽美才不能不代为深忧”(十月十九日《致印林书》)。不出所料,不久,奕经在慈溪为英军所败。
  1843年,道光帝在穆彰阿等人的怂恿下,重新起用临阵败逃的琦善、奕经等人,张穆仗义执言,代御史陈庆镛撰写《劾琦善、奕经、文蔚疏》,满朝震动,迫使道光帝收回成命。为了唤起朝野的爱国情怀,他大力宣传顾炎武的爱国精神,鉴于翁方纲在世时每年聚集文人学者为苏轼做生日,而后形成宣南诗社之事,遂“略仿苏斋之意”,与何绍基等人集资,在北京慈仁寺西侧建成“顾亭林先生祠”,并著《顾亭林先生年谱》。
  1844年春,“顾祠”落成,张穆亲自撰写祭文,与何绍基等人召集在京名流学者,举行顾祠公祭。在同年五月二十八日顾氏生日,又撰成《生日祭文》,再聚学者公祭,并征得咏顾诗一百零二首,集成《小秀野唱和诗集》,准备自行书写刻石。顾祠公祭一直延续到张穆死后的近30年。其间一直持续不断,正如《山西通志》所云:“由他极力操持的对顾炎武的爱国精神的宣传纪念活动,在上层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晚清学术思想的发展。”
  《中法黄浦条约》签订以后,张穆有一种预感:天主教在我国沿海建立礼拜寺,并捐斥金钱大量吸收华人入教,这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遂于1844年十一月初九日私记《弗夷贸易章程书后》,并预言:“长此以往,恐不十年间,大江以南非国家有也。”就在张穆病逝的第二年,由拜上帝会组成的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很快席卷江南。曾被张穆弹劾过的琦善、奕经,均在“堵剿”时卒于军中。被派往江南的有一些是张穆的好友,如祁宿藻、吕贤基、赵振祚、戴熙、朱琦等,他们在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时,先后死于太平军之手。张穆在世时虽未目睹这一幕,但他是早有预料的。


  在张穆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何秋涛是令张穆信赖的挚友。从1845年起,两人先后在保安胡同、上斜街同在一起居住,“游知最深”,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友谊和力量。
  1843年秋,张穆为撰写《潜丘年谱》事南游江淮,与何秋涛结交,何秋涛入都应会试。第二年,何秋涛成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845年,因宣南地区的中等房子被冗官们挤占,张穆在宣南地区“觅居一年竟未成,现仍居保安寺旧室,拉何愿船同寓”(八月初六日《致印林书》),即在八月间,“移寓上斜街,与刑部何愿船同寓”(十月二十日《致印林书》)。1846年,张穆从徐松那里借来《元圣武亲征录》十四卷,笔录成为副本,又从孙公园借来翁方纲生前所收藏的另一钞本,对照加以勘校,然后将手抄勘校本赠与何秋涛,这本《圣武记》经何秋涛续校后始以刊行。1847年,何秋涛为张穆校订《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很是精覈,张穆“志扇”《书赠何愿船比部四首》。1848年二月,何秋涛所撰《王会篇笺释》书成,张穆为之作序,称赞何秋涛“每树一谊,坚确不移,使读史者上下千秋,纵横万里,可以独照数计,不诚为稽古之快事哉!”何秋涛深知张穆“精舆地之学,凡所考证多有依据”(《考订 斋籖记序》),恰好,江阴吴雋为张穆、何绍基、苗夔绘制《烟雨归耕图》,“三人蓑笠而处田间”,张穆独仿制一幅,“作赤足、蓑笠、荷锄状”,自题四首,何秋涛即为张穆那幅题诗,他热情的写道:“我闻阳泉富名胜,锺奇孕秀不可极”,“张君好学岂吾辈,志营千古无伿食。文章憎命独摈废,闭门撰述弥急敕。讥诃群儒并中肯,考订四部各司职。把臂许我群纪交,期之十驾可同适”(《题张丈石州‘烟雨归耕图’》。
  1849年冬,张穆在北京病逝。诸位故友检视其遗箧,找到张穆的遗稿,其中两大部头是《延昌地形志》与《蒙古游牧记》,皆未加订正,众友人嘱托何秋涛为之编次。第二年,何秋涛赴安徽幕府,随身携二稿于行箧之内。又逾10年,何秋涛由福建北上,携《地形志》、《游牧记》、《说文属》书稿数种,“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吴履敬《  斋文集序》)。回京之后,何秋涛倾注心血,将《蒙古游牧记》的最后几卷草稿加工补完,终于为他的师友、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舆地大作。
  何秋涛于经史无不精通,尤其善长边疆史地研究,著有《朔方备乘》、《篆隶源流》等,曾参与撰写《律例根源》,校补过《蒙古游牧记》。何秋涛享年只有39岁,他和张穆一样,生命历程虽然短促,但执着的生命总在显示光明。


  人生在世,难免天灾人祸。张穆的人生宗旨是“忧患馀生,刻意自勉”(《上大父星阶公书》)。自勉,无论寿数长短,便能提高生命的质量。“著书为文,皆精深刻挚,务使足以抒性情,裨经济,不肯避迂阻以猎取浮名”(《斋诗集序》)。不避迂阻,无论篇数多寡,便能提炼文章的精度与深度。文章的质量与生命的质量、品行、功底等成正比,这一定理是张穆诸先辈所反复证明过的。

 

 

 

 

 


                        (作者系阳煤集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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